案情 ：犯罪嫌疑人李某，在担任某地国税局税收专管员期间，在对福利企业增值税退税审核工作中，发现多家企业弄虚作假，谎报残疾员工人数，不符合福利企业增值税退税标准后，不履行自身职责，对企业虚报的材料予以审核通过，致使多家企业享受了不应享受的退税优惠政策，造成国家税收损失370余万元。同时，李某还利用职务便利，多次索取、收受上述企业贿赂10余万元。 

　　 分歧意见： 

　　第一种意见认为，李某仅是参与福利企业退税审核工作，在整个退税流程中没有决定性作用，其行为并不必然导致退税通过，与国家税收损失没有直接必然因果关系，不构成滥用职权罪。李某利用职务便利，收受他人贿赂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认定受贿罪一罪。 

　　第二种意见认为，李某为达到受贿目的，违反国家对福利企业的退税规定，让不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审核，其受贿行为和滥用职权行为属于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的牵连，按照对牵连犯“择一重罪”处断的原则，应以受贿罪从重处罚。 

　　第三种意见认为，李某行为同时符合受贿罪与滥用职权罪两罪的构成要件，应认定两罪，数罪并罚。 

　　评析：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。 

　　第一，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是争议焦点之一。解决的关键在于明确李某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，具体说来：主体上，李某身为税收专管员，具有对福利企业退税申请审核的岗位职责，应当对申请企业调查核实、制作调查报告、提出退税建议；主观上，李某明知相关福利企业不符合国家退税条件的规定，仍同意办理，具有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，李某供述、证人证言均能证明；客观上，李某实施了滥用职权行为，明知企业虚报残疾员工人数，不符合福利企业条件，仍放弃自己职责，滥用职权，在退税审批表上填写“同意申请”；行为与损失的因果关系上，李某的审核结果是下一退税流程开展工作的依据，前提错误，自然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。如果李某能正确履行职责，取消不符合退税条件的福利企业的资格，该企业就无法进入之后的退税流程。正因为李某滥用职权，不符合条件的企业才得以享受退税的优惠政策，以致造成国家损失370余万元的税收收入。 

　　第二、是否存在牵连关系是争议焦点之二。考量刑法理论对牵连犯成立的条件，笔者认为，关键在于把握受贿构成要件中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的认识。本案受贿部分分为索取型和收受型，索贿型犯罪并不要求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，只要行为人利用职权索贿，即构成受贿既遂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又构成渎职犯罪的，是完全独立的犯罪行为，不存在所谓的牵连问题，也不存在重复评价问题。就收受型受贿来说，受贿与滥用职权之间虽可能存在一定的交叉和关联，但受贿罪中的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只要承诺为人谋取利益即可构成受贿既遂，并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际实施、实现。从查明的事实看，李某与福利企业负责人私交密切，其滥用职权的行为不是以得到贿赂为目的，因此该两罪不存在牵连关系。 

　　第三、如何判断罪数是争议焦点之三。众所周知，刑法判断罪数的要素即行为的个数，一个行为可以构成一罪不可以构成数罪，数行为才可能构成数罪，行为的个数认定必须以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为标准。本案中，李某行为由四个要素组成：（1）滥用职权；（2）为他人谋利；（3）收受贿赂；（4）造成重大损失的事实。上述要素包含的行为由两个相互间隔的动作先后完成，可以按照时间阶段进行分离，具备滥用职权与受贿两罪构成要件的全部行为要素，且数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定的关联。若将李某具体行为作为受贿行为一个行为整体看待，也是属于一种可再分的复合行为，其中仍能被拆分出独立的滥用职权行为。若将李某行为视为滥用职权行为一个整体行为时亦如此。只有将其具体行为分为两个犯罪行为，组成滥用职权和受贿两个犯罪构成的要件才不发生重合。司法实践中，依据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两大基本原则，对此类案件除刑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，原则上实行数罪并罚，有利于实现罪刑均衡。  

　　综上，笔者认为，李某在实施滥用职权渎职犯罪行为的同时又收受贿赂，应当认定为两罪，实行数罪并罚。